查看原文
其他

知青 | 陶正:陕北窑洞里的青春,我的苦娃学堂

陶正 新三届 2023-04-10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生人,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陕北寻踪之一

教学散忆




作者:陶正



一疙瘩像


一疙瘩像,就是一张像片。是陕北话?也许只是我当年插队的那个小山庄的方言。本来,一别十四年,很多方言都淡忘了,可偶然翻出一张陕北的像片,又蓦地想起来:噫,这得叫一疙瘩像哩!

像片是黑白的。岁月又给它又染上了一层土黄。很好,更切合了背景的土窑洞,垴畔山,和那时的生活色调。二寸见方的框框里,挨挨挤挤,排着几十个碎脑娃娃。或蹲、或站,有的喜眉笑眼,挺美气;有的直眉瞪眼,憨溜溜的。后排正中,鹤立鸡群站着一个年轻人,一个后生,胡子拉茬的,戴一顶折了帽沿儿的军便帽。那就是我,当年的我。

你只认识你自己了吗?我?我想。忽然有些惶惑了。

我依次辨认那些小脑袋,为了检验记忆力,也为了检验别的什么。
爱爱、猴六、明亮、金录、猴华、凤娥、连星、存兰、成和、凤莲……还好,大都想起来了。

也想起了跟这些娃娃们有关的很多琐事……

还好。

然而,这却没有使我宽慰,相反,倒勾出了一派悠悠怅怅的感觉,一种……好像是歉疚之情。

怪。倒究欠下了什么呢?

我和鸭巷小学的娃娃们(1971)
 
试搭一下
 
那天,记得是麦收时节,我上山受苦回来,被贫管会主席拦住了。

“学生娃娃要念书,可歪好寻不下先生。”他说,“能的话,你给咱教上吧。”

“开玩笑。”我说,“原来的先生呢?”

“不中用了。”他说,“教的倒还拔尖儿,可那的出身是个富农……请外庄的吧,没人情愿来。一个月记工二百五十分儿,一分儿合不到三分洋,谁来?除过是憨大。”

这么说他是把我当成憨大了?

倒也是。做革命的傻子,的确是我们知识青年的信条。

但我还有些犹豫。“我当教师,能行?”

“咋不能?”他说,“头打你们进庄,我就把你看下了。当着全庄一百多号人,你讲起话来嗬拉拉的,好说手嘛!”

这是指知识青年插队的奠基礼——批判四类分子(说是四类,其实只有两个对象:全庄唯一的、最穷的地主,和一个地里把式好、窑里作风坏的中农)。我当时慷慨激昂了一番,不料让他记了个老结实。

“不行吧,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我继续推诿。

“喧谎。”他说,“北京的高中学生,教民小的娃娃,老消停。”

“我的话,学生能解开?”我又找借口。

“球。他说,“解开解不开的,你把那股松娃娃拢到一搭里,别叫他们满庄里胡日鬼,就能行。我告诉你,对那号黑皮学生,你就上家法,没麻达。头两年请的那个先生,才残虎,一皮锤把个娃娃揍得背了气,咋?咋也不咋?”

“我可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假惺惺的,拉大旗做虎皮。

“对着哩。”他说,“那你正该听贫下中农安顿嘛。说下了!从今往后你就是陶老师了。我给咱贴安民告示去!”

我没话可说了。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好说手。

其实,我的心也早活动了。我真怕他再请一位残虎的拳击手当先生,何况……

凭心而言,接受再教育,只不过是一句口头禅,真正支配我们村知识青年的,是改造农村、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使命感。我们还准备逐渐篡夺本庄的党政财文大权呢。

当教师,就是掌握文权。

我恒心一定:“能咧,我试搭一下。”
 

稀罕事儿


下乡的时候,我带来一口巨大的老式皮箱。别的知识青年行李都简单,庄里派几个十分儿劳力,带几条背绳,就背回来了。惟独我的大皮箱,得套上驴,架上车,吱吱扭扭往回拉。

穿越封冻的小河时,拉拉车轧碎了冰面,陷住了。我跳进冰水中,龇牙咧嘴把车轮扛起来,引得赶车的老汉好一通彰扬。

却也引发了一种议论,说我是大干部家的娃,又必定是大黑帮家的。因为娘老子不是大干部不能有这么大的皮箱;大干部不是大黑帮又不会把我罚下来受苦。“那皮箱,天大大,可重的危险!不晓得装了些什么。”“姓陶,刘邓陶的陶,是陶铸的儿,保险!”

其实皮箱里装着油印机、油墨、蜡版、钢板,还有我们趁清华大学武斗之机从工字厅偷来的一批纸张。我们用它办了份小报,加强同各地知识青年的联系。

我在鸭巷主办的四海交友、八方树敌、继续招展“解放全人类”的战旗,意图“踏平白宫光复红场”的《红卫兵通讯》(1969—1970)
 
从工字厅偷来的还有一批大笔记簿。我把它们一裁两半,分给了报名上学的娃娃。

“知识青年教书还送本本儿哩,看稀罕了吧?赶快……”

骤然,报名上学的又多了不少。四五岁的猴猴儿也往学校窑里钻。“开学喽……”

开学第一天上政治课。这有理论依据:政治挂帅,政治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正巧,庄里在轰轰烈烈打击“小自由”,没收社员们私开的“偷留地”,我便口占一首歌谣,教学生们哇哇地念。

“有些人,为自己,到处乱开偷留地,山洼洼里种白菜,拐沟沟里种洋芋……”

“他爷爷还种了玉米呢!”一个娃娃揭发,“我照见了,就在涧水沟弯里。”

被揭发的娃娃耷拉了脑,低低地骂了一句:“日你妈的板子。”

“悄悄价!”我说,“跟我念,念熟了抄,抄好了背,下学时排着队在庄里转一圈,背给众人听。”

于是,庄里便响彻了学生们的歌谣声:“有些人,真可气,不顾国家和集体。队里干活混工分儿,窑里干活出大力……”

“稀罕。”庄里人又说了,“那人是办学堂的,还是宣传队儿?还念不念书了?”

书当然还要念。没书,得到延安去买。这回我可没有施舍的资本了,得依照老例向学生家长要钱。几个娃娃于是又退了学。还有的家户,实在找不出那几毛钱,只好兜几颗鸡蛋兑给知识青年集体灶。按时价,合一块钱二十五个。

到延安买书,我可倒了运:一下汽车,钱包就让“佛爷”摸去了,估计是北京的弟兄们做的手脚。

搜搜衣兜,还有几个钢蹦儿,给父亲打了一疙瘩信,索取赔款。就身无分文了。

晚上,厚着脸皮进了一家大车店,用好言软语顶了五毛钱住宿费。第二天步行一百多里山路回村,半路就把鞋穿烂了。

一个学生娃发现了新大陆:“照,照,那人丢了三四十块钱,还笑模笑样的。生生是个二杆子!”

也有人不以为怪:“他窑里有钱嘛。三四十?三四百也算球不了什么,派个飞机就邮来了。”

我却心里有数,我这下子整整把父亲的月薪劈了多一半儿。
 

陶大胡子的眼窝


小学校有四十多个学生,只我一个老师。

四十几比一,似乎也说的过去。

可是,四十多个学生,却分为四个年级。还不算那些撒尿和泥的娃娃们组成的学前班。

一、二、三、五,只空个四年级,因为有一年没招生。刚刚正式开课,我就深深体会到了五马分尸的刑罚何等残酷了。

我走进一、二年级和学前班的窑洞。

“一年级写生字,学前班也学着写。二年级做算术。”

左半块黑板写字样,右半块黑板出算题。然后,急匆匆旋进三、五年级窑洞。

“三年级念课文。默读,不许出声,解开没有?五年级的跟我……”

“陶老师——”左边窑洞里锐声呐喊,“他个人不算算术,固起要抄我的,一满没眉眼……”

我跑过去制止抄袭行为。右边窑洞里又哇哇地叫起来:“陶老师,课文念毕了!念三遍啦!”

“再念三遍!”我说,“念够了数划下一课的生字。五年级的同学……”

左窑里又传出嚎啕声。学前班的一个娃娃在脚地上打滚儿,一把鼻涕一把泪。

“谁欺负小同学了?”

“陶老师,”五年级的学生追过来问我,“我们倒究上什么课啊?”

就这么乱!穷与应付,疲于奔命,手忙脚乱。

起初,学生间发生了纠纷,我还很注意调查研究,生怕制造冤假错案。得弄清真相,再评判是非,再晓之以理,在动之以……以怒!我终于发怒了,能体谅那位拳击教师了。

“谁再捣乱,操心我治你们!”

“噫,治。”娃娃们重复着,“什么叫个治?”

“你们到底想不想上学?”

“想哩嘛——”娃娃们唱歌似的回答。

我想了个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每节课集中精力教一个年级。其他的学生,任他们胡日鬼。充其量冷眼看看,用目光镇一镇。

“蚍蜉撼树谈何易。蚍蜉,就是……”

“屁股。”窗外有声音。低年级的学生跑过来捣乱了。撕烂的窗纸间露着一张张嬉皮笑脸。

“……”我不语,不动,不发脾气,只看着他们。看他们的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看。用本庄的话说,就是“照”。

咦?竟有灵效!几秒钟后,他们不笑了,惶乱了,悄悄的了……溜回窑里去了!

我可算找下了一个日怪方子!眼神儿!秘密武器!

从此,我消停多了。哪儿有异常的声响,就向哪里“照”几眼;在这眼窑里讲课,间息时,到那眼窑门口“照照”,平息骚乱之声;有人哭闹也不追问,有人告状也不理睬,就是个“照”。最后,“照”出那个挑头闹事的,“照”住。“照”得他不自在了,低头垂眼了,自知理亏了,完事儿。

为了强化威慑作用,我又把落腮胡子蓄了起来,毛扎扎黑森森的,很威风。

庄里人于是给我起了个绰号:陶大胡子。据说是从周大胡子(周恩来)演化出来的。

于是,便听到学生娃娃们私下里议了论:“陶大胡子的眼窝明格嚓嚓的,可危险啦!”

1970年照这张像时,我特意借了件羊皮大氅,刮了胡子——这一臭美,闹得现在“陶大胡子”无据可查了
 

一满没个先生的样样儿


这是个外乡人的评语。他来串亲戚。他亲戚正住在学校旁边,学校正在课间休息,我正和学生们一起玩闹,他看见了,便说我“一满没个先生的样样儿”。

他没看见我“明格嚓嚓的眼窝”。

课堂之外,我的师道尊严就一满没了。女娃娃们踢毛键键儿,我也踢。男娃娃们摔跤,我也上,让他们三四个人鳔着我摔。再就是弹球儿,拍洋画儿,扇三角儿,趴在地上,滚成个土猴儿。

这倒不是故作姿态。说真格的,我喜欢跟他们玩儿。他们玩得很疯,很野,能引发我放纵一下的欲望。或许因为我们的插队生活过于革命化了,或许这革命太富苦行僧传教士的色彩了。总之是想放纵一下。放纵之后,又能悠然想起儿时的欢乐,湿润、缠绵,有种说不清好受还是难过的滋味儿。

我带领学生们,在学校院前挖了个沙坑,练跳远儿。我找了些破布,缝了几个沙包,玩拽包儿。我又把下乡时捆行李的草绳儿搜罗来,让娃娃们排队跳大绳。

草绳满不耐,抡几下就断了。以后便蘸上水摇,甩的水珠泥点儿乱飞。

娃娃们却玩得兴高采烈,野羊似的蹦跳着,噢噢怪叫着,有的跳一次翻一次跟头。

乐极生悲。这种疯玩疯闹有时也会转化为争凶斗狠。还可能发展为全面战争——引起两个家族,两个生产队,老户和外来户,前庄和后庄的娃娃们的敌对。 

这次是二队和三队的学生反目了。二队的学生齐声呐喊:“吱儿——咕——”三队领头的怪叫起来:“啊!操心我把你们的怂打淌了!”

“不许骂人!”我喝斥了一句。

他们又换了招数:咬牙切齿呼叫对方长辈的姓名,并不带脏字,这叫什么战法?

二队的老户多,大都是王姓。三队的娃娃们便从低到高,王这王那一辈辈叫上去。

二队的娃娃们眼看招架不住了,突然祭起了阶级斗争的法宝。

“富—农!富—农!富—农……”

三队有一户富农,二队没有。

爱爱哭了。她是富农的孙女儿,三年级。她聪明、活泼、刻苦、是我的好学生。

可是,矛盾带上了阶级性,我又能怎么说呢?

我说:“上课了上课了!都回窑里去!快快!”

我改变教学计划,先给三年级讲课。故意叫爱爱起来回答问题,美美地表扬了她几句。又找了个茬儿,把那个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娃娃美美管教了一番。
 

不顶事


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我当然不敢抹杀。但我下了个决心:铲除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这倒是还挺合乎形势潮流的。

收秋了。大队安顿学生娃娃帮助拔荞麦。荞麦棵子矮,成人弯腰弓背拔着犯熬煎;荞麦根根儿浅,娃娃家拔起来也满不费劲儿。

这是个搞五湖四海教育的好机会。我想。

按照老章程,学生们要轮流帮助各生产队拔。一队拔一天。我破了个例,一队的学生支援二队,二队的学生支援三队,以此类推。

不料,刚拔了多半日,各队的社员们就找我问罪了。

“陶老师,快去管管你那伙儿怂娃娃吧,拔的荞麦还没有撂的多,可日踏危险啦!”

“我们队那几个,更儿!儿得太!一满没王法,要哩!晒阳阳哩!”

还有的队抱怨人数上吃亏了,五队念书的娃娃少,分派到一队,一队的学生多,倒分配到……“好我那陶大胡子哩,你那个方子不顶事!球事不顶,快别糊闹松啦!”

众怒难犯,我只好又把学生召到一起,亲自督战。

也不行。学生间的矛盾又暴露了。给一队拔,一队的娃娃俨然一个个主人公,自己拔得风风火火的,净净延延的,还管教别队的娃娃。“懒松!拔快些儿!没吃饭咋的?”“他大大的!这是谁拔的?撂下这么多,眼窝瞎啦?”

但其他娃娃歪好不吃这一套。我作宣传鼓动,成效也不大。

“从明天开始,各回各的队!”我只好又换了下策。

是上策。这一来反倒风平浪静了。

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五年级的男娃,大号李忠思。给外队干活,他也肯下苦,干得还挺在行。平日在学校手脚也勤快,看窑里水瓮空了,不声不响就担上两桶来。

学校在半坡上,水井在半坡下,井很深,要用一根丈把长的吊杆吊水。

有时,我利用课间休息自己去挑,李忠思也跟我抢扁担,“陶老师,你得在这搭儿照着,操心他们又撕打起来!”

可惜,他的学习太差,极差。五年级念了两遍了,还是跟不上。

“我不是念书的材地。”他说,“念也是瞎念,到队里受苦算球了。”

他大却坚决反对。我也劝他,给他讲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我天生就是个受怂。”他说,“不顶事了,我解开不顶事了。”

他又说:“念好书能咋价?能比再的人多挣分儿?能当十二分劳力?”

他还说:“你们北京学生念书能行,咋?还不是到我们山沟沟里受苦来了?”

我不说什么了,报之以苦笑。并不是理亏,是因为我和他讲的不是一个理。就比如他到集上割猪肉,固起要肥的,白肉,四指膘儿,我偏说瘦肉好,高蛋白,低脂肪,有益健康。他能听我的吗?

不顶事。
 

那人肚里油水大嘛


小学校每日上六堂课。如果按我教书计算,平均每年级只能上一堂半。我曾想把课时延长到八节、七节,也是个不顶事:这个娃娃要回窑做饭,那个娃娃要上山割草。有的娃娃耍奸溜滑,说窑里没营生,能在学校多学个一程儿,可是话刚说完,大人们就在睑畔上哇哇地吼了。“存栏!死下啦?快寻个碾磨轧豆钱儿去!”“噫,叫你去拾揽柴火,你倒款款地盛着,引火柴都没一根啦!”

慢说延长课时,作业都不能留。庄户人家的娃娃,没个清闲的时候。

我也不清闲。开扫盲班儿,办广播站,搞农村调查,编辑我们的《红卫兵通讯》,还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运动,一熬就是大半夜。

有那么一个阶段,我还组织“早请示”活动,睡三四个小时爬起来,就敲钟,叫社员到学校来听我念红宝书。

我念,众人打呵欠,打瞌睡,打鼾。我眼窝也睁不开了,油灯光太暗,念串了行。
 







愚昧狂热、荒诞的时代背景(1970前后)


所以,我也没时间备课,教学都是当时看书当时讲。

那天教珠算,学除法,我临阵磨枪磨歪了,倒叫个娃娃纠正了一回,他大是会计,看意思开展过“传帮带”活动。

就这么胡日鬼,教学质量能高吗?

只有冬天稍稍消停些。我便自行其事,取消了寒假。可是,学校窑里又没有灶火。娃娃们冻得蹴在凳子上,缩成一团,笔都捉不牢。

“都到院前集合!”我下了道命令,“做广播体操!”

北风刮得怕人,地冻得硌脚。娃娃们哈手,捂耳朵,缩脖子。

“做操!使劲儿!”我说,“活动开了就不冷了。看我!一、二、三、四……”

“那人是不冷。”一个叫玉明的嘎娃娃说,“照,穿得实囊囊的,能解开个冷?”

这是说我。我穿得厚棉袄和厚绒裤。

学生们大都穿得很单薄,很破烂,有棉袄也是空心穿的。还有的穿着单裤。脚下更多是单鞋,充其量加一双羊毛袜子。玉明连袜子也没有,脚腕儿冻裂了。

我脱掉了棉袄,上身只剩一件秋衣。

“体侧运动,一、二、三、四……”

“噫,陶老师能行。”有个娃娃赞许。

玉明却仍然尖锐:“那人肚里油水大嘛。”

这话倒也不无道理。尽管我们知识青年也很清苦,并且极力向贫下中农的生活看齐,相比之下,伙食还是好一些,高那么“一黑豆”。起码我们炒洋芋丝丝儿要放点清油,起码我们一、两个月要买一次肉。而本庄的家户,常就吃酸菜、熬菜,一年也就割两三回肉——过大年,小年,再就是办红白喜事了。

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在学校窑里盘了个灶。我独出心裁,让烟道从窑掌分成三岔,贴地面伸向窑门。烟道可以代替板凳,学生们坐在上面念书,身下热呼呼的……那光景,够咋美!

想得美!抱来柴草烧灶火,我傻眼了。烟道太低,太平,太长,烟根本抽不出去,全都冒在窑里了。

恰巧我还刚刚钉死了天窗,糊了窗纸,那烟就更是无路可走了。

娃娃们呛得又咳嗽又流眼泪。但他们很快活,又疯癫癫的了。玉明在烟雾中吼叫着背课文:“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点燃烧荒的烈火。顷刻,浓烟弥漫,火光冲天……”
 
刁德一打学生娃娃哪
 
学校还开设了音乐课。不过它是不定时的,由我灵活掌握。有时,娃娃们野性大发,“明格嚓嚓的眼窝”也不顶事了,我就把他们拘在一眼窑里,教唱歌。又有时,快过年了,庄里准备闹红火,我也就增加文娱活动,为他们编排几个小节目。

这往往是学生最规矩的时候。包括学前班的猴娃娃。

“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唱!”

“九里里山疙瘩那个十里里的沟——”

我喜欢陕北民歌,喜欢教。他们也爱学,学的快,还经常在歌词中添加一些零碎儿。尽管有时音阶不准,但他们唱得比我有味儿。

学前班的四个娃娃排了一组表演唱。五妹、香莲、猴星、海海。口琴伴奏:陶大胡子。

过节了,闹红火了。我给娃娃们化妆:把红粉笔碾成沫沫儿,用蛤蜊油调合起来,涂在他们黄黄的小脸蛋上。

我自己也乔装打扮,粉墨登场。演样板戏。扮李玉和,扮刁德一——虽说“篡改样板戏”的帽子正在全国飞舞,却扣不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庄上。我的篡改是大刀阔斧的,减人物,压唱词,删情节。扮郭建光的初中生不够一米五,扮胡传魁的是一个女知识青年。而我,扮李玉和的时候,用锡纸包衣扣,用马粪纸糊大沿帽,用酒瓶盖当帽徽,用手电筒的反光碗儿当怀表……刑场斗争一出找不到道具锁链,只好用一截过去吊水用的铁链子代替,足有十几斤重,动一下,哗啷啷响,倒挺能调动情绪。

惹笑了吧?
 



窑洞里土炕上假冒李玉和排练《红灯记》(1971)
 
最惹笑的还是扮刁德一。当着我的那伙子学生,我得做出人不人鬼不鬼的怪样子,往日的威风顿时扫地。

场子小,就在学校院前,观众围了个半圈,娃娃们自然挤到前面,离我不过五六尺,抬眼就看见了。

这回轮到他们用“明格嚓嚓的眼窝”照我了。有的显得开心,有的显得愤恨。

正在审问沙老太太,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打在身上。又是我那些学生干的!

是出于对刁德一这个角色的憎恶?还是出于对扮刁德一这个人的积怨?我平日管教太严了?偏向了,不晓球!反正是挨了几下。

总算演到了结尾。一米五高的郭建光带着三四个娃娃,把我和胡传魁逮住了。我们该退到台口,前台口,弯腰低头,抖得磕筛筛的。

可是,那样一来,我就得扎到娃娃堆里了。

于是,我临时改戏,拉着胡传魁转向了后台口。

五妹和另外几个学前班的娃娃已演完节目,正坐在后台口。

我扭脸看了看胡传魁,发现她的长头发从日本军帽里掉了出来,禁不住要笑。

突然,头上一轻,头皮一凉,我的战斗帽被人摘掉了!

“噫,刁德一!”五妹拿着帽子嘻嘻地笑:“这不是陶老师嘛!陶大胡子嘛!”

我抬手给了五妹一巴掌。

“噫——”众人也惊声笑叫起来,“看这个刁德一,够咋危险!打咱的学生娃娃哪!”
 

知识青年公正着哩


转过年来,五年级学生要考“戴帽中学”了。我舍车马保将帅,集中全力为他们复习准备,将其他年级的娃娃摞在了半坡上。

有个考生叫改坠儿,父亲当过红军,却没能跟随“老毛”过黄河。后来竟讨过饭,光景过的很惨。改坠儿是他唯一的女儿,也是唯一的“心儿”(孩子)。

改坠儿学习很下苦,却歪好寻不着路数。我给她吃偏食也不顶事。她只有一个长处:字写得好。横平竖直,规规矩矩,每一个都像是描红。

遗憾的是考初中没有书法这一门儿。

考场设在戴帽中学的一间教室里。上川六七个民小的教师都带着考生来了。要选个监考人。各庄的教师都争抢着要当。怪了,又不给补助工分儿,争咋?只我没言传。

谁晓得公社的文教干事偏就指定了我:“让知识青年监考吧。他们公正着哩!”

我这才解开监考人是有机会作弊的。

数学考试开始了。我确实很公正,不发一言,不做一个手势,只背着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

不过,我张望最多的还是我的学生的考卷儿。有时站住,不由自主就站在两个学生身旁——改坠儿,还有那个李忠思。

噫,球势了!李忠思好几道题都没有算出来。他还敢憨溜溜地冲我笑!

改坠儿还算能行,答了不少题了——天大大!她那些答案没有几个是对的!

我真不想公正了,真不想要这个虚名了。去球一疙瘩!我完全可以在他们的考卷上指点一下,划出几个数字。向四下里看看……

一个纸团儿飞了起来,落在另一张课桌上。

哈,还真格有人作弊!是我们邻庄的两个学生!

我走过去,把纸团儿要过来,打开一看,果然,都是试题的答数。

“你们俩都出去!”我要吊销那两个学生的考试资格。

“是我们老师安顿下的。”接纸团儿的揭发内幕,“老师说,他比我能行,叫他……”

坦白从宽,我把他留下了。对那个“能行”的却没二话可说,坚决驱逐出境!

邻庄的教师来找我求情。不能!没商量余地!

他又把大队书记搬来了,还是公社党委委员。那也不顶事。好话说了一河滩,也不顶事!

我不晓得哪儿来的那么大的邪火,只晓得一点:并不是出于什么“公正”。

接下来就是判卷子了。这回是找两个教师判。由于我在考场上铁面无私,便又算了一个。试卷儿的上沿都封着,挡住了考生的姓名。可是……横平竖直,规规矩矩,每个字像是描红……改坠儿的!

旁边那位先生判卷子聚精会神……

我悄悄地把红毛笔换成了蓝钢笔,三下五除二,改写了几个答数。

然后,再换上红毛笔打了几个对勾儿。

日他的!老子今天也耍黑皮了!不要眉眼了!

可是,当邻庄那位教师再一次谋求通融时,我不言传了。

改坠儿到底没考上中学。她的语文也考烂包了,虽然字迹依然极工整。

老红军没有让她再念书。她到生产队当了四分工。

李忠思比她挣得多,六分。因为他“有苦”,又是个后生家。

其他十名学生都考上了,也就是说,都离开我了。有时,日头落山的时候,我站在睑畔上,向坡下看去,会发现他们从下川的中学走回来。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扯得很长。更显得身材矮小。我就想:他们咋就念上中学了呢?

我默默地念叨他们的名字:三留、猴召、欢喜、毕业、光前……
 

到究欠下了什么呢


解不开。我还是不明白自己对这些娃娃们欠下了什么。他们这程儿当然已不是娃娃了,大都有了娃娃了,有的竟生了三四个,有的比我的娃娃还大。

有的初中毕业了,回庄受苦;有的上了高中,也回窑种责任田了;有的出去了,是去了庄外,嫁出去的,在另一山沟沟里做碾磨、纳鞋底。他们还记得上学念书的光景吗?他们的娃娃都上学念书了吗?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疙瘩延安地区医院来的信。谁?谁个咧?

哦,三留!是她!记得记得!记得清格正正的!她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她学习好,她又腼腆又伶俐,她踢毛毽毽踢得很多,她跳远跳得很远,她长得很美,一个水灵灵的女娃娃,我怎能不记得呢?

她竟也记得“陶老师”,还记得连我都淡忘了的小事儿:那年考初中,她本来有十成的把握,临到考试那天却怕了,假装脑疼,说难活,想不去。我憨溜溜地以为她是感冒,给她找了两片APC,乖哄她吃了,带她去了考场……

三留。她后来又考上高中了,又考上卫校了,分配在地区医院了,变成白衣天使了。而且,她正在尝试着写医学论文!

我的心纤颤了几下,眼窝竟有些湿润了。

但我立即又想到了许多:如果我当时在教学中多下一点儿苦,如果减免了五马分尸的刑罚,如果我把解放全人类的抱负缩小一些,如果今天的我再去当先生……如果不是那寒窑,如果不需要揽柴草、抱碾棍,如果那土黄色的生活能增添一些色彩……那么今天的三留会不会更……其他的娃娃们能不能也……

我又把那疙瘩像翻出来,看着,回味着。

渐渐地,相片上的娃娃们活动起来了。渐渐地,又凝固成这么一篇记实的文章。
 

1987年旧文

此次发表修改几处记忆偏误



补记


离别陕北10年后,1982年秋,我曾故地重游,回鸭巷住了一个来月。其间也给当时的鸭巷小学师生和鸭巷乡亲们照了些相。

鸭巷风貌(1982)

1982年的鸭巷小学师生——第三排右起第七人就是上文写到的五妹儿。她那时也当民小教师了。当然,她肯定比我当得好
 























鸭巷乡亲的照片(1982)

2015年冬,白术美(凤莲,本文第一张照片中站在我身前的女娃娃)为我画了一幅油画:鸭巷小学旧址。我至今挂在书房门口

今天的鸭巷小学旧址(2021)

五十多年前我在鸭巷住过的土窑洞(2021)
 

陶正专列

陶正:姥爷挣下的家产
就这样败光了
碍着谁了?我的五六十年代
陶正:儿时记忆
 每月24号家里粮食就吃光了
朝阳大妈大叔,当年就是这样炼成滴
陶正:我有两个怪毛病:
不爱理发不爱照相
陶正:同学李文湖,
“闹鬼”吓人的另类玩主
陶正:好孩子,野孩子,
一起玩成“泥猴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陕北知青

谢侯之 :我在延安教乡学
谢侯之:小雨中的延安窑洞,
是一种高级图书馆的环境

野草,在知识的荒原挣扎些出来

谢侯之:关于吃的故事,

在延安插队的日子里

谢侯之:曾经的插队岁月,

像一个荒诞不经的梦

盖着"三明治",捧上酸汤羊肉饸饹,
就有了感恩的觉悟

王骥:四女五男插队陕北,

有黄杏果腹,无红杏出墙

景文:少年心性偷西瓜,

也是应该忏悔的恶行

王克明:真的活见鬼那夜后,

我的世界观改变了

景文:我和同伴撞见了“孤魂野鬼”

杨春新:伪保长半夜偷了那根绳

杨春新:苦乐年华忆插队

成小秦:失学青年如何成"知识青年"

成小秦:李家塬三孔窑,

我度过此生最艰难一年

刘顺林:我们差点“放闷棍”劫道

曹钦白:想你时点点滴滴在味蕾

庞沄:陕北女子线线的故事

庞沄:陕北插队老照片的整理与思考

庞沄:姐姐和我的青春祭

庞沄:铁生,你从未走远!

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孙立哲:生命烈焰,在压力中爆发

王骥:村里的那口老井与“四大硬”

王克明:对面山

疯女:一个北京知青的多舛人生

丁爱笛:北京娃娶了陕北羊倌的女儿

丁爱笛:同情到爱情,红兜肚是真情

丁爱笛:陈小悦和我的小故事

陈幼民:山里的话,撂在脚把把

陈幼民:陕北窑洞里的煤油灯

陈幼民:黄河东渡,那一年我没了家

陈幼民:陕北信天游引领穿越时空

邢仪:曾经走过黄土地

我与史铁生在陕北插队的日子

陶海粟:习近平在陕北七年知青岁月

陶海粟与习近平的一幅合影及其他

陶海粟:北京知青重返延川回馈乡亲

陶海粟:知青“青春无悔”辩

米鹤都: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

王新华:一点苦难 一点光荣

沈永兰,她的生命定格在下乡100天

义犬阿黄,一腔痴情等待知青们归来

蒋申松:陕北插队是最"接地气"岁月

顾晓阳:“窑洞”博士

李泽骏:从延安到北京跋涉五天之旅

吴乃华:馒头中的驴粪,漫漫回家路

吴乃华:在农村生病是要命的事

吴乃华:插队才知道屁股也可以做饭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40后、50后、60后的光阴故事这一代人的忆苦思甜与现实关怀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